“我在窗口只排了一次隊，3天就拿到結果了。”肇慶市民周明生回憶起手續過程，仍覺得不可思議，“要知道，以前個人二手房買賣登記需要到住建、稅務、國土三部門的5個窗口去排隊，光材料就要40多份，沒有一個月時間根本下不來。”

　　132項實現“最多跑一次”，148項實現“零跑動”。廣東政務服務網的上線，對8個部門的280項政務服務事項進行了流程再造，13個省直部門的53類數據實現了共享。

　　周明生享受的便捷服務就位列其中，在“數字政府”改革下，廣東不動產交易登記只需向一個窗口遞件，重復性材料大大減少，辦理材料減少至14份。

　 　這只是廣東“數字政府”改革中的一個縮影。10月8日，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廣東省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透露，廣東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 設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。繼“粵省事”平臺、政務服務網上線后，廣東即將出臺《廣東“數字政府”建設總體規劃（2018-2020）》及其實施方案。

　　受訪專家表示，“數字政府”是“放管服”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，廣東“數字政府”改革起步早，為全國提供了一個重要樣本。通過打通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抓住了改革的關鍵環節。

　　探路“減法”革命

　　在國家行政學院電子政務研究中心副教授陶勇看來，廣東的“數字政府”建設已經初見成效。

　　從《廣東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設方案》開始，到后續的《廣東“數字政府”發展總體規劃》、《廣東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設總體規劃》，廣東已經出臺了一整套頂層設計文件。

　　陶勇分析，從“粵省事”到“政務服務網”已經證明，廣東已經制定好了一整套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設方案，“一辦一中心一平臺”架構也基本建立，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效。

　　今年5月，全國首個集成民生服務微信小程序“粵省事”正式上線，面向社會提供142項高頻民生服務，“多證合一”備案信息申報系統在全國率先實現“24證合一”，獲得國務院辦公廳表揚。

　　4個月后，廣東政務服務網正式上線，上線幾天訪問量就突破300萬次，實現群眾辦事少填數據項62.2%（少填2615項），材料提交減少49.5%（少報713份），辦事少跑51.9%（少跑292次）。

　　“信息多跑路，群眾和企業才能少跑腿。”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互聯網研究所副所長陸峰在采訪時表示，廣東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做的是一場“減法”革命。

　　以“粵省事”為例，通過“實人+實名”身份認證核驗后，廣東市民即可通辦所有上線民生服務，無需重復注冊。“數字政府”的終極目標就是通過為企業和群眾做“減法”，實現“指尖計劃”。

　　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、省信息中心主任逯峰對此表示，爭取讓群眾不用跑線下窗口，即便跑窗口也只用跑一次，用最少的材料、最少的環節給企業和群眾提供服務，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。

　　數字廣東副總裁陳妍也贊同上述觀點。在她看來，“減法”革命就是要讓群眾和企業到政府辦事像“網購”一樣方便。

　　不久前剛上線的廣東政務服務網，恰恰是通過多做信息“加法”打通了政府各部門數據，從而真正做到了讓企業辦事更順利。

　　“數據的打通是為企業群眾辦事‘減負’最為核心的環節，政務服務網通過打通各部門各地市數據，搭建統一電子證照系統讓企業群眾辦事少填少報，加速推進了外部政務服務和內部審批的全流程一體化。”陳妍說。

　　實際上，廣東目前已經有11個地市成立了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，廣州、深圳、云浮、肇慶、江門5個地市成為了試點地市。“減法”革命已經催生出一批在全省甚至全國領跑的先進經驗。

　　廣州開辦企業的“即辦通道”實現了“一小時領執照”；深圳推出了群眾身邊24小時不打烊社區服務站；佛山、肇慶企業開辦實現了跨部門一平臺通辦，大大縮減了企業開辦時間。這些創新經驗為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建設推進提供了樣本。

　　“最后一公里”是關鍵

　　，自2001年國家成立信息化領導小組后，包括廣東、福建、浙江等各地都在不斷地摸索。而在推動“數字政府”改革過程中，大部分舉措都集中在如何解決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　　陸峰對此分析，諸如縮短審批流程、減少排隊等都直接關乎地方的招商引資成績和企業運行效率。“數字政府”改革的關鍵環節在于簡政放權，而“最后一公里”往往是最為關鍵的步驟，倘若“最后一公里”不暢通，即使之前的九十九公里付出了諸多努力，仍難讓公眾滿意。

　　有受訪企業表示，營商環境是檢驗市場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。企業看重的不僅僅是短期的政策優惠，而是當地是否可以提供綜合的、長久的、集成的、有利于創新發展的環境。

　　陸峰認為，“數字政府”改革的最大意義恰恰在于對營商環境有顯著的改善作用。“政務服務一站式完結和網上處處留痕，真正實現了倒逼政府提高服務能力和效率。”

　　而要打通這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往往需要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。

　　政府有宏觀調控、社會管理、公共服務和市場監管四項職能，而未來這些職能要實現數字化手段，一個難點就是打通各個部門之間的數據壁壘、實現信息共享。

　　“這是一個體制機制問題，只能從政府層面推動。”陸峰分析，“只有先把內部信息打通，才能去借助外部的資源去完善自己的政府的履職能力。”

　　以深圳市金融辦為例，其必須先整合全市42個單位近500項行政資源數據，以及銀行和非銀支付機構非法集資資金賬戶線索數據，才能實現對全市320萬戶工商企業金融風險的監測預警。

　　深圳市金融辦聯合騰訊打造的“靈鯤金融安全大數據平臺”上線以來，精確識別了790家風險企業，新發非法集資案件同比下降14%，涉案金額同比下降39%，涉案人員同比下降86.8%。

　　陶勇認為，運用大數據輔助決策，提高決策的精確性、科學性和預見性，廣東的“數字政府”改革已經探索出了一種利用數據決策的新方式。